28岁的赵晗长期在北京工作。去年，她在北大第六医院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医生告诉她，她的症状“十分典型”，却直到现在才来就诊，令人意外。
学生时代结束后，赵晗才意识到自制力缺陷给她带来的巨大焦虑。她的大脑中充斥着各种想法和计划，却难以付诸行动。她经常忘缴水电费，难以收拾衣柜，也无法及时处理冰箱里堆积的食物。工作上，她常常模糊地意识到“还有事情没做完”，却又迟迟无法开始。ADHD给赵晗带来的最大困扰是上班频繁迟到，因此被扣发的工资已难以统计。有时，她换好衣服、化好妆，却仍坐在沙发上，迟迟无法出门。“感觉身体像是被黏在沙发上一样，动不了。”她说。
日前，ADHD因罗永浩的自曝登上热搜。这种源于儿童期的神经发育障碍过去长期被视为儿童疾病。根据相关专家共识，有30％—50％儿童患者的症状会持续至成年。随着公众认知度的提高，国内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ADHD相关问题，并前往医院就诊。与儿童患者相比，成人ADHD人群往往表现出更广泛的功能损害，主要会导致学业受挫、工作表现不佳等。成人患者也易出现婚姻关系破裂、合并其他精神障碍、药物或酒精滥用，甚至过早死亡等风险。
32岁的赵程浩去年8月在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被诊断为ADHD。他毕业于一所211大学，有过数年职场经历。确诊前一年，他开始在电商领域创业，但拖延症愈发严重。他逐渐意识到，自己长期的“失控”状态并非简单的自制力不足。随后，他在网上查资料发现，ADHD的许多症状与自己的表现高度契合。“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去医院就诊了。”
多位精神科专家表示，近年来，前往医院确认自己是否患有ADHD的成年人明显增多，这也使得确诊患者人数持续上升。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玉龙指出，她在门诊中接触到的成年患者，往往是在高中或大学阶段，才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存在问题。
早在20多年前，陆峥就关注到成人ADHD，并将其作为博士后期间的研究课题。他现任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参与了多部中国精神障碍和ADHD相关指南的编写。陆峥注意到，大约从2010年起，国内精神科门诊中因ADHD就诊的成年人数量明显增加。
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团队增设了ADHD综合干预门诊，面向成人及儿童患者，由该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担任学科带头人。郑毅表示，过去ADHD门诊多设在儿科，不少成年人只能挂儿童门诊的号，心理上会感到不适，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随着ADHD专病门诊的设立，前来就诊的成人ADHD患者不断增多。
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成人ADHD患病率尚无一致结论。全世界范围内，成人ADHD现患率为0.6％—7.3％。综合现有文献，目前国内患病率约为3％。据此粗略预估，国内的成人ADHD患者数量超过2000万人。尽管近年来成人ADHD的确诊人数有所上升，但与真实发病规模相比，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尚未被识别。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医师叶敏捷表示，他在临床中观察到，成人ADHD患者的核心特征较为相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力难以集中；二是情绪波动较大；三是在行为上容易冲动，存在执行功能障碍。
对赵程浩来说，拖延和思维过度活跃是ADHD带来的主要困扰。过度活跃的思维使他在与人交谈时容易走神。久而久之，他发现自己很难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倾听他人的能力。
34岁的张文毕业于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在一家体制内单位工作。去年5月，她在当地一家三甲医院精神科确诊ADHD。进入职场后，她开始频繁出现情绪困扰。例如，在工作中需要反复修改PPT内容一度让她难以承受，甚至出现情绪失控。“医生曾告诉我，我的情绪问题与长期专注能力不足存在关联。”
成年ADHD患者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普遍较低。叶敏捷分析，例如在工作中，临时改计划、领导突然加任务，很多人仍能勉强接受，但对部分ADHD患者来说，这种“忍耐”本身就非常困难。情绪爆发后，他们往往也会后悔。这种反复出现的情绪冲动会对人际关系造成明显冲击。
频繁的兴趣切换也是成年ADHD的常见特征。和赵程浩一样，张文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出明显的“三分钟热度”。她提到，自己的兴趣非常广泛，阅读、攀岩等都会阶段性投入，但往往过一段时间就转向新的事物。叶敏捷指出，在成年阶段，ADHD更多表现为做事缺乏持续性。频繁的兴趣切换会直接影响计划的执行力。
为何成人ADHD患者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陆林表示，近年来，成人ADHD受到关注，更多反映的是识别率和社会认知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患病率突然上升。过去，成人注意力差、效率低常被归因为性格或情绪问题，没有进入医学诊断体系。随着研究深入，这类神经发育性障碍逐渐被正确认识。同时，现代社会信息密集、工作和学习节奏加快，对专注和自我管理能力要求提高，使部分人群在高压力环境下症状更加明显，从而主动就医。
对赵程浩来说，确诊带来了一种强烈的“被解救感”。他形容，自己此前的人生仿佛一直在迷雾中前行，这一刻终于看到了方向和希望。
这些前来就诊的成年人，并非突然患病。成年后被诊断为ADHD的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多就出现过相关征兆。多位受访专家强调，ADHD是一种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神经发育障碍，很多患者早期童年的症状未被识别或未受到足够重视。
多位受访者称，ADHD人群从小到大往往被周围人误解为懒散、不努力、不够稳重。张文从小就特别好动，多次因迟到被老师罚站、丢三落四被家长责备。赵程浩放学回家后，很少主动分担家务，家人因此认为他的生活能力差、性格懒散。
赵程浩从小就存在学习困难，严重拖延几乎贯穿整个学生时代。不过，由于从小学开始住校，在老师的监督和明确的学习目标驱使下，他的成绩一直不错。进入大学后，他的学习和生活逐渐失序：拖延愈发频繁，自律能力下降，成绩迅速下滑，最终考研失败。
叶敏捷表示，在门诊中，他常遇到一些大学生因学业难以为继前来就诊。进一步了解后发现，其中一部分人属于“高智商代偿型”，即注意力和执行功能存在缺陷，但凭借较高智商，仅用较少的注意力就能应付中小学阶段的学习，问题因此被掩盖。这类患者在初高中阶段，往往依赖一个“外在系统”支撑生活和学习，相当于用外部管理弥补内部自我管理能力的不足。
前述《共识》指出，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晰。目前，业内认为，ADHD是由多种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多位专家提到，儿童和成人 ADHD 在诊断标准上本质一致，只是随着年龄增长，症状的外在表现发生了变化。成人ADHD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多动”行为往往被压制或内化了，童年时期那些明显的敲桌子、下位子、来回跑动等行为，在成年后不再那么突出。
20岁的周彤是某985高校一名艺术专业的大三学生，去年12月在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确诊ADHD。在确诊前，她曾在医院接受多项检查，包括智力测定、症状自评量表，以及心电图、脑电图等。
陆峥介绍，ADHD的诊断通常从系统性的精神检查入手，重点了解患者是否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和行为问题，并对注意力、多动、冲动等核心症状进行评估。随后，医生会结合多种精神科量表，从情绪、行为、注意力、人格及生活事件等多个维度展开评估，并综合个人病史和家族史，形成初步判断。若患者符合ADHD的核心特征，可进一步依据相关诊断标准确诊。
多位受访专家提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年人通过阅读书籍、网络自测等方式进行自我对照，之后前往医院求证。多名专家提醒，网上自测ADHD并不靠谱，其参考价值非常有限。
“成人ADHD的漏诊率和误诊率较高，因为其常与焦虑、抑郁、强迫、情绪波动、成瘾行为等共存，极易被忽视。”陆峥表示，有必要提高公众对ADHD的科学认知。有些人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容易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自己可能是ADHD”，仿佛这一标签可以解释一切，甚至成为某种“护身符”。但他指出，具体问题的成因及其发生发展过程，仍需通过专业医生的科学评估加以厘清。李玉龙指出，在她接诊的100多名自认为患有ADHD的成年人中，最终被确诊的不足10人。
郑毅指出，诊断成人ADHD时，需要回顾患者此前尤其是12岁以前的症状表现，而不能只看当前状态。如果一名成年患者在童年完全没有ADHD的相关表现，医生在做诊断时就需要格外谨慎，因为注意力不佳等问题也可能由情绪障碍等其他原因引起。
李玉龙提到，一些患者可能同时存在其他心理或精神问题，这类共病需要先处理，再持续观察，通常需要多次就诊，才能做出明确判断。
陆林表示，成人ADHD症状容易与压力过大或一般拖延混淆。ADHD通常具有早期起病、长期存在、在多个生活场景影响功能的特点，而压力或情绪问题多为阶段性，随环境改善而缓解。常见误区是把短期状态问题当作ADHD，或将真实的ADHD简单理解为“不自律”。
确诊ADHD后，赵晗并未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医生先后给她开了两款治疗多动症的核心药物——托莫西汀和专注达。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就不用服药，状态不好的时候可以吃药调整。“医生说这些的时候，我意识到确诊只是和过去一些事和解，但未来的路仍是要靠自己走。”赵晗表示。
多名专家强调，ADHD的干预应尽早进行。在药物治疗方面，目前针对ADHD的用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长效哌甲酯缓释制剂为代表的中枢兴奋剂，如专注达；另一类是以托莫西汀为代表的非兴奋剂药物。李玉龙表示，如果上述药物效果不理想或患者不能耐受，还可以考虑使用可乐定或胍法辛等药物。如果存在共病情况，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联合使用其他药物，例如抗抑郁药、用于治疗双相障碍的药物，或改善睡眠的相关药物。
赵程浩每天服用一粒专注达。他表示，用药后拖延问题明显改善，行动力显著增强，以前可能拖一个月的任务，现在一天即可完成。但药物也有副作用，如药效结束后疲惫感明显、食欲下降以及长期轻度亢奋等。
“药物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郑毅认为，药物对成人ADHD的症状有效，但功能恢复、生活方式调整及心理层面改善，单靠药物并不够。他谈到，成人ADHD的治疗难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发现和干预普遍偏晚；二是共病比例高。前述《共识》指出，成人ADHD中约45.76％合并抑郁障碍。“部分成人患者对ADHD的核心认识存在偏差，加上宣传容易让人误以为‘吃药即可恢复功能’，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
陆峥强调成人ADHD治疗遵循三大原则，即全病程治疗、综合治疗，以及个体化治疗。陆林指出，相当一部分医生，甚至包括部分专科医生，仍将ADHD视为“儿童疾病”，导致真正的成人患者难以查明病因。国内相应医疗资源也存在严重匮乏，儿童精神科医生本就稀少，用药方面也存在限制，哌甲酯等一线治疗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因此一些患者可能无法及时得到相应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同样被证实是有效的ADHD治疗手段。“成人ADHD患者在学校和职场中几乎缺乏系统性的支持体系。”陆林表示，他们往往更需要认知行为治疗、执行功能训练、职业指导以及环境调整等非药物干预方式，但这类社会心理支持资源在现实中非常稀缺。
在郑毅看来，从实际效果看，在不少情况下，行为认知疗法并不逊色于药物治疗。但在现实中，行为治疗的推广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这类治疗对医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目前医院的收费体系和配套机制也尚不完善，限制了其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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